陳找九宮格交流平原：演說之于古代中國–文史–中國作家網

這話題要從一九九九年說起。那年，我寫了一篇長文《觸摸汗青與進進五四》，是為圖文書《觸摸汗青：五四人物與古代中國》撰寫的導論，此中觸及天安門前游行步隊的聚集、當日氣象情形、先生行退路線、那個火燒趙家樓，以及軍警若何拘捕先生等。做這本書，需求大批圖像材料，因年夜部門圖片是從報刊上翻拍過去的，比擬含混，只要多數幾張借自美國粹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一九二一年出書的一本著作，那些圖片很清楚。由此細節，引出一些風趣的話題。

我們的書出書半年后，甘博的攝影展“風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國”在國度博物館展出，年夜獲好評，開端在各地巡回展覽。我們這才了解甘博留下了五千多幀可貴的老照片，現都保留在美國杜克年夜學藏書樓的“甘博照片數據庫”里，可以不花錢瀏覽與下載。這些圖片，年夜部門觸及風俗、景不雅、宗教、社會生涯等，因他的學術范圍是社會學。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甘博屢次進進中國停止社會查詢拜訪，剛好碰上若干年夜的社會事務，于是用拍照機記載上去，此中最主要的即是五四活動。包含一九一八年拍攝北京市平易近及先生的戰爭游行，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以及十一月份拍攝的政治抗爭，這些照片讓我們對現在產生在北京的學潮有了較為逼真的熟悉。以前我們見到的五四圖片多是輾轉翻印，不像他供給的如許清楚。別的，作為學者的甘博有個好習氣，每幅照片都標注了拍攝時光及主題，比普通的消息圖片更準確，也更好用。

好比，六月三日的四幀持續性照片，標注“YMCA Students Speaking”，很不難譯成“基督教青年會先生演講”，但細心看畫面，是北京年夜學先生報告團第十五組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年夜樓前報告。這些照片像素很高，可以放得很年夜，得以識別出若干風趣的場景及細節，包含游行步聚會場地隊的組成、旗號及口號，差人若何拘捕先生，差人廳及牢獄的外部情況等。我曾由此撰寫文章《“演說”若何浮現——以五四活動照片為中間》。照片的話題屬于岔開往，可按下不表。我追蹤關心的是“演說”作為一種思惟兵器，若何在洶湧澎湃的政治活動中施展感化。

說到五四活動的研討，我們很不難從社會危機、思惟發蒙、政治發動等進手，這當然沒錯；但有一個題目，手無寸鐵的先生靠什么來發動社會甚至影響中國政治過程？他們若何舉旗號、貼口號、呼標語、發通稿、舉辦政治性的會議與演說？這些顯然不是可有可無的話題。是以，從一九九九年起，我開端盡力捕獲那些穿透汗青迷霧的“聲響”。這說來不難，做起來很難。因盡年夜部門聲響曾經隨風飄逝，后人再也聽不見了。除了唱片以及孫中山等人極個體的演說灌音，我們只能憑仗各類文字記載及檔案資料，在政治史、思惟史、消息史以及文學史的佈景下，盡力鉤稽，積極復原，以告竣重構與闡釋的目的。于是，有了這本《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能夠性》。

做這個研討，我的切進點是梁啟超《不受拘束書》中的一段話。一八九九年，梁啟超接收日人犬養毅的提出，將黌舍、報紙、演說界說為“傳佈文明三利器”；並且，基于對中國教導近況的清楚，梁啟超認定“公民識字少者，當應用演說”。既然當事人認定那時的中國教導落后、識字率低、報章刊行無限，以聲響為前言停止發蒙尤其主要，那么，會商晚清以降的政治/文明活動，從作為一種聲響的“演說”進手，即是再天然不外的事了。

三十多年前，我做博士論文，研討中國小說敘事形式的改變，那時追蹤關心中國小說的傳佈，若何從平話場傾聽轉為書齋瀏覽。換句話說，側重點是怎么從聲響釀成文字的，盡管阿誰聲響是虛擬的。近二十年來，會商近代中國的思惟、文明和文學，我又將留意力集中在晚清敏捷突起的演說。我屢次說起一幅圖片，那就是一九〇七年北京《益森畫報》登載的《蒼頭演說》，說的是一仆役天天送女先生來毛家灣女書院上學，一朝一夕，年夜受沾染，也開端在書院門口演說。畫面上，那仆人正站在“書院”門口，手里拿著“報紙”，“演說”讀報的利益。書院、報章、演說，這“傳佈文明三利器”都齊了。更況且還有性別以及都會兩年夜原因，議論晚清的思惟發蒙，沒有比這更富有象征意義的了。

回到“有聲的中國”這個書名。毫無疑問，這是從魯迅《無聲的中國》那兒來的。一九二七年，魯迅在噴鼻港演說時說到十年前的文學反動，用決盡的口氣說：“此后其實只要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逝世失落，一是舍失落古文而保存。”說到這兒，魯迅用了一個比方，就是“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議論古代平易近族/國度和聲響之間的關系，這里有象征成分，好比魯迅說“人是有的，沒有聲響，寂寞得很”。此事牽扯甚廣，背后還蘊涵著五四新文明人的基礎態度：輕文辭而重言語。

誇大“聲響”有關文學、有關教導、有關政治闡述、有關古代平易近族國度，從這里進手會商晚清以降的發蒙工作，可做的工作實在良多，好比古文誦讀、書院樂歌、朗讀詩、演劇現場、唱片產業、無線播送、片子或電視，等等。我只做了一個點，那就是演說。選擇演說作為切進點，那是因其能夠性很年夜，觸及政治宣揚、社會發動、思惟發蒙、學術普及，甚至文章作風的演進。這里牽扯到方方面面，好比演說的立意、體裁、姿勢、身材、聽眾、後果等。

晚清畫報里，有很多“文字的中國”和“聲響的中國”對立的局勢，借助這個白話發蒙，我們可以懂得晚清中國的文章風尚以及學術表達的變更。別的，我曾在講堂上講過“一九三〇年月上海的聲響”，是用茅盾、穆時英的小說作為引子，講述城市里的各類聲響，除風聲雨聲唸書聲外，還包含歌星軌制的樹立，唱片產業的構成，右翼片子插曲，等等。別的有一次，我特殊會商了“一九七〇年月有線播送與年夜喇叭的效能”。從二十世紀五十年月到七十年月，中國村落的信息傳佈、政治發動與文明生涯，年夜喇叭施展了宏大感化。我昔時在鄉村插隊，山村里一切的文明文娛、社會發動、收工告訴以及政策宣揚，都靠這無所不在的年夜喇叭，這是村落中國一個特殊主要的政教宣揚手腕。八十年月電視成長以后，年夜喇叭的效能就虛弱了。我找了不少資料，良多內在的事務觸及小我生涯，拿不準究竟寫成回想錄仍是論文，但我信任會有學者追蹤關心這個話題的。

比來二十年，談古代中國的思惟、文明、文學等，我特殊追蹤關心“聲響的中國”和“文字的中國”兩者之間若何相互彌補、瓜代闡釋。最不難進進這瑜伽教室個話題的切進口，即是演說，因其小大由之、可雅可俗、可莊可諧，可所以日常生涯，也可所以家國年夜事。《有聲的中國》這書不厚，還不到三百頁，此中最要害的，是上面這五章：演說之于古代中國、晚清畫報中的聲響、古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聲響的政治與美學、彷徨在白話與口語之間，別的還有幾篇附錄。我明天要講的，重要起源于本書的第一章和第四章。

先說“演說之于古代中國”，我以前追蹤關心的，重要是文章與學問；此刻這本書的態度，則是從文章與學問擴大到政治與美學。關于演說的傳進、演說的界說、演說的技巧、無邊的國是和有聲的文學、演說和近古代中國的文章變更，此前我談了不少。上面這三篇文章，是很專心做的——《學問該若何表述》（2001）、《“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2007）、《關于“文學講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2010）。我先用幾句話，先容這三篇文章究竟處理了什么題目，再談這本書又是從哪些處所停止拓展。

第一篇是《學問該若何表述——以〈章太炎的口語文〉為中間》。那本書是章太炎一九一〇年在東京為《教導今語雜志》撰寫的演說體文章（或稱之“擬演說”），他用淺易的口語文來教授有關中國汗青、哲學、宗教、說話文字等常識。根柢是講學，情勢是演說，乃別具一格的口語文章。章太炎是國粹巨匠，他的文章從來以高古晦澀著稱，可為了向那時南洋的華裔青少年先容中國文明，他用如許的口語情勢來書寫。此書第一版于一九二二年，因書中有一篇收錯了，有人猜忌是偽書，前些年我訂正收拾后從頭出書。

這本書讓我檢查幾個題目：第一，議論口語文活動的勝利，不克不及局限于胡適所說的“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第二，應當更多追蹤關心采用口語撰寫長篇論說文的盡力與趨向；第三，之所以有“口語學術”，演說鼓起是一個主要原因。一切的學者，學問再年夜，演說用的必定是口語。用白話演說，偶然幾句可以，長篇年夜論是沒法聽的。

第二篇是《“文學”若何“教導”——關于“文學講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追蹤關心晚清以降，學科化以后的講堂是若何演進的，中心側重描寫北京年夜學魯迅的講堂、清華年夜學朱自清的講堂、中心年夜學黃侃的講堂、東北聯年夜沈從文的講堂，還有輔仁年夜學顧隨、新亞書院錢穆、臺灣年夜學臺靜農等的講堂。一切這些講堂，都沒有灌音留上去，但那時的先生撰文追想，把教員的講堂風度和授課內在的事務記載收拾上去。借助這些名家演說，或許說保存在紙上的聲響，我們取得了一個進進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年夜學講堂的能夠性。

我說過，沒有王瑤計劃收拾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討綱領》，沒有程千帆對原中心年夜學、金陵年夜學傳授詩意人生的懷想，沒有汪曾祺對沈從文教導方法的描寫，沒有余英時對錢穆和新亞書院的追想，就沒有明天多姿多彩的文學教導的汗青記憶。尤其是，沒有葉嘉瑩的奔忙呼吁，我們最基礎就忘卻了顧隨的講堂及其著作。二十世紀八九十年月，學界并不感到顧隨是個值得追蹤關心的主要學者，因寫論文其實不是他的強項。到明天為止，顧隨文集出來了，講得好的，年夜都是只言片語，跟明天學院派的著作不是一個路數。可是，顧隨的講堂很出色，這點讓葉嘉瑩和她的同窗們不克不及忘記。于是，顧隨的老先生們再三追懷，終極讓我們熟悉到這是個巨大的教員。按他們的說法，“此外教員是一部辭書、一部百科全書，我們的教員是一首詩，站在臺上不發一言也能讓你激動”。可見，講堂和著作是兩回事，以前我們僅憑著作來懂得教員的事跡，有很年夜的誤差。明天，我們憑仗浩繁出色的追想文章以及授課記載收拾稿，在冥想中，重建阿誰曾經消散在汗青深處的講堂，以及講堂上的聲響。并從這個處所開端，思慮年夜學講堂的能夠性，并借以重建中國古代教導及學術傳統。

第三篇是《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古代中國文章變更》，這是我比擬自得的文章，寫了兩年多，曾在好幾個會議上彌補陳說，終極修訂成文。文章側重會商演說之于“開啟平易近智”，演說的諸面相、演說與書院之關系、“學藝”仍是“工作”、文章體式的改革，以及以“演說”為“著作”等。此中要害的一點是，演說不只完美了口語文，也影響了古代作家的思慮和表達。我曾如許總結演說的年夜致特色：“表達白話化，故偏向酣暢淋漓；說理扮演化，故尋求語不驚人逝世不休；尋求現場後果，故受制于聽眾的興趣與才能；鄙棄實際系統，需求的是豐盛的高級知識；總諱‘失落書袋’，故不克不及過于深邃，更不克不及佶屈聱牙。”一切這些，都影響了晚清以降中國文壇及學界的風尚。

演說一旦進文，一定變成古代中國文章的兩年夜趨向，一是層次日漸清楚，二是情感趨于極端。演說的宏大影響力，使得本來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現在變得直白淺俗，這點很好懂得。更值得留意的是，“演說之影響文章，使得表述趨于夸張，或尖刻，或奇崛，愛好劍走偏鋒，那樣才有用果”。我會商演說的氣氛、聽眾的壓力，若何使聲響延續到書齋，影響文人學者的著作以及文章作風。

上述三篇文章，會商了“演說”與古代中國的口語學術、文學講堂、文章作風的關系，分辨支出我的《觸摸汗青與進進五四》（2005）、《作為學科的文學史》（2016）、《古代中國的述學體裁》（2020）三書。以上先容相干話題，作為《有聲的中國》一書的瀏覽佈景。

上面，我重要借用《有聲的中國》第四章的素材及思緒，講述“聲響的政治與美學”。觸及的人物，滿是古代中國政壇及思惟文明界的名人，估量大師都熟習。

先從一件大事說起。一九二〇年北年夜新潮社發行《蔡孑平易近師長教師言行錄》，漏收了兩篇已刊文章，那是蔡元培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南開黌舍的兩次演說，擔任記載收拾的是南開先生周恩來。這本書出書后，蔡元培又到長沙演講，那兩講的記載收拾者是毛澤東。這四篇沒有進進《蔡孑平易近師長教師言行錄》的演說，分辨由周恩來、毛澤東記載收拾，此舉最少提示我們，必需追蹤關心古代中國政治家和演說的親密關系。

這話題很早就被認識到了。一九〇一年，作為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明白告知先生：“今后學人，引導社會，開闢群眾，需長于言語。”科舉時期重要靠書寫，到了殿試時才會有面談，之前全憑文字。唸書人的“治國平全國”，重要靠文章而不是言語。晚清以降則很紛歧樣，一切主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政治活動，城市牽扯到作為一種技巧及文明的演說。而展天蓋地的演說，除了影響古代中國的政治態勢，還影響學界風尚與文章作風，這點我之前曾經談了，這里重要談演說的氣氛、演說的鄉音、演說的變奏、演說的風險、演說的詩性。選擇十位古代中國史上的主要人物，更多著眼于社會發動以及政治運作，故我把“政治和美學”放在一路來會商。

一、演說之氣氛

我們都知道，演講者會借助說話、手勢、身材來調動人眾的情感，反過去，聽眾也可以經由過程拍掌、頓腳、噓聲甚至走人，來影響演講者的表達。我記得很明白，以前北年夜門路教室的座椅是木頭的，人忽然站起來，會有響聲。二十世紀九十年月初期，有先生為了表現本身的特性，演講剛開端五分鐘，站起來，掄起書包走人。人一走，椅子翹起來，“啪”的一聲，很響。再過五分鐘，又“啪”的一聲。甚至此起彼伏，“啪啪啪”的響聲不竭。意志再剛強的演講者，面臨這種場景，也會意驚膽戰。實在，黌舍里的演說比擬好辦，由於有規律束縛，講堂上普通不會有直接挑釁。但大眾演說紛歧樣，聽眾是有才能影響甚至中止演講的。所以，我把勝利的演講懂得為演講者的辭吐自若和聽講者的莫逆于心。請記得，演說不是普通的措辭：第一，它是扮演；第二，需求氣氛；第三，要跟臺下聽眾對話；第四，事后能夠會落實為文字。

為了闡明這個題目，我專門舉孫中山一次近乎神話的演講，那是一九〇六年十仲春在東京《平易近報》創刊一周年慶賀年夜會上的講話。這篇演講日后編進孫中山的各類文集，希奇的是，標題很紛歧樣，緣由是，它原來就不是一篇文章。現在的記載稿是胡漢平易近收拾的，主體部門是孫中山，還有章太炎等人。胡漢平易近自己就是個演講家，理解文字與聲響的差別，因此在記載稿里大批應用括弧標注“拍掌”“頓腳”“呼萬歲”“年夜拍手”等，讓你讀到這個處所，能領會現在現場反應若何，想象那種一呼百諾的排場。

我留意到，最後報道說聽眾五千余人，地址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那處所很寬闊，但可否包容五千人，我有點猜忌。后來的回想文章越說越多，說是上萬人，掌聲雷動。我在年夜學教書幾十年，能把持演說局勢的，估量五百人就到頭了。面臨五千人該怎么演講，我不克不及想象。后來我發明，那時蔡元培演講，也是動輒幾千人聽。一九四六年前后，昆明有很多文明人和政治人物演講，現場聽眾兩三萬！現在，除了歌星演唱會和足球競賽，不成能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路聽你演講。

持久跟隨孫中山的劉成禺，早年是留日先生，后來被孫中山錄用為總統府宣揚局主任，在其所著《世載堂雜憶》中，收錄《孫中山師長教師語錄》三則，對于古人清楚孫中山的演說技能有很年夜輔助。讀近代史的都清楚，孫中山最後無槍無炮，憑什么掀起那么年夜的政治波濤，言語才能是要害。可以說，除了政治態度與過人膽略，演說是孫中山最年夜的兵器。孫中山告知手下：“諸君改日回國，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說，故為君等告訴。”他還提到本身在美國若何愛好聽名人演說，自發模擬，演說前會對著鏡子操練，改正本身的手勢，使得舉手投足都能吸引不雅眾。往世前不到一年，孫中山專門在廣州沙面請上海某報錄制了三張膠木唱片，此中包含兩張國語版，一張粵語版。孫中山往世后，有《中山師長教師留聲留念集》傳世，上海藏書樓躲有底本。此刻傳播開了，internet上很不難找。孫中山預見到本身身材不可了，工作能夠中止，除了演講與文章，還專門錄制唱片，保存本身的聲響，這點很有先見之明。我曾花良多時光找尋魯迅的聲響，沒有找到。蔡元培的聲響可以找到一些，五四新文明人中保存灌音較多的是胡適。

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聲響的魅力》，以一九二四年孫中山“中國的安危生死,全在我們中國的公民是睡仍是醒”這個灌音為出發點，往前推二十五年，是梁啟超那篇提倡演說的“傳佈文明三利器”；往后二十五年，是毛澤東在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部會議上的揭幕詞“中國國民站起來了”。所以我說，二十世紀中國有一種聲響可以穿透迷霧、中轉云霄，那就是政治家花團錦簇、鏗鏘無力的演說。

二、演說之鄉音

演說分歧于文章，很年1對1教學夜水平在于其跟姿勢有關，跟聲響有關。是以，一切演說學著作，談立意、思惟、構造、文采，沒有什么新意；有特色的多是關于姿勢和聲響的闡述。先容演說的肢體舉措，以及嗓音若何應用，這些專門學問，東方的演說學著作都有觸及。但有一點，中國人必需自力面臨，那就是方言。

在中國，方言這個題目很辣手。記得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japan(日本)訪學，京都年夜學平田傳授問：你們潮州人到京城趕考，路上怎么走？需求幾天？坐船、坐車仍是騎驢？路上打尖時會不會被做成人肉饅頭？萬一考上了，殿試時跟天子說什么？最后一個題目很實際，方言區的唸書人可用鄉音瀏覽與交通，但到了京城怎么辦？傳說戊戌變法時，光緒帝召見諸多維新人士，梁啟超由於方言口音太重，沒有被委以重擔。一九〇一年，蔡元培也曾告知先生，說方言非普通人所能知曉，想做年夜事的人，第一要會措辭，第二要學國語。不論從政仍是講學，都必需盡力超出方言隔膜。異樣是官話區，北京話、河南話，或許西南話、東北官話，交通起來題目不年夜，最費事的是粵方言、吳方言、閩方言、贛方言、湘方言以及客家話。我是廣東人，常聽人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通俗話”。后來發明，良多處所都有相似的傳說，看來方言區的人面對異樣的窘境。絕對來說，年夜學教書還好辦些，先生一開端聽不懂，盡力聽，由於要測試，時光長了也能聽懂。廣場會議上的演說可就紛歧樣，聽不懂頓時走人。

當然，聽得懂和聽不懂之間，還有一個含混地帶，人家講的是通俗話，卻帶有嚴重的方言口音。聽說，某引導到廣東到差，人家跟他說粵語欠好懂，開過一次會議，他就安心了：“誰說廣東話難明？我剛一來就聽懂了三四成。”秘書告知他，人家講的是通俗話，粵式通俗話。這個方言題目，成了晚清以降很多演說者面對的逆境。好比，廣東佳人梁啟超，一旦追求在全國舞臺上扮演，他該若何面臨這個困難？

我找到梁啟超的第一篇演說《保國會演說詞》，那是一八九八年在保國會第二次會議時的報告：“嗚呼，本日中國之士年夜夫，其心力，其群情。退而衋然憂，睊然思。”這里有兩個字我讀不出來，必需查字典。我信任讀出來，普通人也不清楚。后來我留意到，文末有一個注釋，稱本身久病初起，只好以筆代舌。也就是說，這篇演說稿，實在是寫上去的。那么，不太把握國語的梁啟超，在全國舞臺上扮演，該若何戰勝稠人廣眾中說官話這個困難？

一九〇〇年，梁啟超在檀噴鼻山給老婆李蕙仙寫信，此中有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諳熟官話，遂以馳騁全國。”李蕙仙誕生于河北，口音沒題目。梁的意思是，原來我是不善於演說的，成婚后學會了官話，此刻可以處處演說了，言下之意，頗為自得。不外，寫這封信二十年后，有些凝聽過梁啟超演說的，仍是以為異鄉音太嚴重了。

二十世紀二十年月的學界與文壇，梁啟超是特殊受尊敬的演說家，不只有若干演說集發行，阿誰年月出書的各類名人演講集，都特殊愛好收錄梁啟超的演講。題目是，演講的現場後果若何呢？楊鴻烈和梁容若都聽過梁啟超的演講，以為後果欠好，因鄉音太重。但也有以為講得很好的，那就是梁實秋。梁實秋是清華先生，昔時曾代表清華先生會往請梁啟超來演講，講的是《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感情》。他說梁啟超講到緊要處，就釀成了扮演，手舞足蹈，掩面頓足，尤其講到他最愛好的《桃花扇》“高天子，在九天……”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克不及自已。顯然，聽眾也都被沾染了。另一次演講，竟將臺下的兒子梁思成也被拉下去了。梁實秋說，他講著講著，一會喝水，一會拿毛巾擦臉，還不時召喚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講完后，梁啟超很自得，年夜搖年夜擺走了，大師熱鬧拍手，鼓到梁啟超聽不見才停下。

為什么會有如許年夜的差別？有人說梁啟超的官話很刺耳，有人則說他講得很好。梁實秋稱，梁啟超確切是一口尺度的廣東官話，但聲響冷靜無力，響亮鼓動感動。他甚至以為，如果梁啟超講的是尺度官話，後果反而欠好，他那帶廣東口音的國語加倍無力。作為廣東人，我很愛好這個說法。當然，不見得每小我都批准。

不了解列位留意到了沒有，二十世紀八十年月以來，古代汗青題材的影視劇中，毛澤東、鄧小同等中共魁首都講本身的故鄉話。我問過專門研究人士，為什么影視中他人講尺度的通俗話，而毛澤東倒是湖南腔，鄧小平則講東北官話。他告知我，八十年月片子業外部曾有過會商，良多人以為，讓影視劇里的毛澤東講字正腔圓的通俗話，後果欠好。由於我們這代人對毛澤東、鄧小平的措辭有激烈記憶，換作流暢的通俗話且字正腔圓，反而不克不及接收。后來便構成如許的通例，片子對白采用尺度通俗話，若干特別人物則可以帶濃厚鄉音，但不是真正的方言。再過二十年或五十年，這種景象大要就會消散。就像我們明天看影視，不消計較唐太宗或蘇東坡是什么口音，聲響的記憶早晚會被抹往的。

三、演說之變奏

很少有人真的“七步之才”，凡完善無缺的講稿，或事前預備，或事后修訂。好的演說，除了扣緊講題，還得不時與聽眾互動，記載上去，普通會有重復，也會有漏掉，或句子不完全。只需不惹起誤解，我們都能接收。事后若講稿需求頒發，再加以收拾潤飾。我出書過授課或演說的圖書，都是這么處置的。現在灌音錄像裝備普及，上傳收集也很便利，這讓良多主要人物措辭變得特殊謹嚴。由於一不警惕就會犯錯，能夠是某個字讀錯了，也能夠是數據援用有誤，沒準還有哪句話分歧時宜。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真的是如許。此刻公然場所大師措辭都很拘束，點水不漏，很欠好玩。所以我才會說，變更年月的政治演說豪情四射，現場後果很好，沒人究查你的語法弊病，或讀音能否對的。

我們了解，和演說同時進進近代中國的，還有灌音與速記。速記法在東方用于記載法庭爭辯或議會講話，晚清制憲會議時引進，培育了不少專門研究人才。古代史上，有若干主要作品最後就是速記稿，如孫中山的《三平易近主義》，還有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工具文明及其哲學》封面寫的是“梁漱溟報告，陳政、羅常培輯錄”，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也是演講稿，由鄧廣銘刻錄收拾。有了速記或灌音，現場的聲響轉為案頭的文字，絕對來說便利多了。

可這里想說的是，有些有名演說并非真正的聲響，而是寫上去的，現在并沒有登臺，或屬于事后追想。所以，無妨將報刊或冊本里標明“演說”的，看成一種體裁而非行動來懂得。舉一個風趣的例子。魯迅的《對于右翼作家同盟的看法》，副題目很明白：“三月二日在右翼作家同盟成立年夜會講”。可是，這篇演說是日后重寫的。由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聯成立時屬于機密會議，沒有設定速記，也沒有灌音。過了兩天，馮雪峰作為中共聯絡人來找魯迅，想把此次演講頒發出來。于是，在魯迅的受權下，馮雪峰依據本身的回想，再將日常平凡魯迅跟他聊天的看法糅了出來，最后請魯迅過目。也就是說，這篇演講實在是追想加補寫完成的。

而政治家的演說，更多基于政治態度和戰略選擇，在這個經過歷程中，體裁不是斟酌的重要原因。但演說稿可否傳播開往，且堅持久長的性命力，體裁起了很高文用。在這個意義上，讀文學的人，只談紙面文章是不敷的，阿誰暗藏在政治家身后宏大的幕僚和秘書班子，他們的政治聰明、體裁感到以及運作方法，值得我們當真揣摩、懂得與闡釋。

四、演說之風險

一九一七年，留日先生袁澤平易近出書了一本小冊子《演說》，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比擬像樣的演說學著作，日后重印了良多次。序文里講到演說的主要性：“上可以應援當局，領導當局，監視當局；下可以警醒社會，守舊社會，改進社會。小可以聯合志意之集團，年夜可以培養世界之言論。”我想說的是，借演說守舊社會，這沒有題目，也年夜致可以做到；借演說監視當局，那就紛歧定了。

異樣是演說，官員訓話義正詞嚴，學者講學也沒有題目，但群眾會議紛歧樣。我為何說因撰寫《觸摸汗青與進進五四》而追蹤關心聲響題目，那是由於，五四活動讓國人真正認識到演說的宏大能量。也就是從這個時辰開端，演說正式進進了中國的政治生涯。

李年夜釗留日回來，最後也是盼望經由過程議會政治來轉變中國的，舉的例子即是平易近主選舉中政治演說的感化：進japan(共享空間日本)政治演說之場，模糊聞聲“板垣雖逝世，不受拘束不逝世”之聲；登美國政治演說之堂，仿佛看見前總統羅斯福之血。這兩小我都是餐與加入競選時遭暗害，但都只受傷。在李年夜釗看來，于稠人廣眾中公布你的政治態度和主意，盼望取得大眾的支撐，對于政治家來說，那是不移至理的工作。是以，刀鋸在前，鼎鑊在后，在所不吝。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六年，十年間李年夜釗在各地演說四十五場，此中四十場是直接宣揚馬克思主義的，不少演講有記載稿傳播上去。別的，他在莫斯科的演講有記憶記載，在北京沒有。

不只共產黨的魁首傾慕演說，公民黨的政治人物也是如許。對于平易近初政局來說，有一小我物被暗害是要害性的，那就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兩天后身亡。宋教仁盼望經由過程議會政治轉變中國，代表公民黨餐與加入議會選舉并獲勝，此舉觸碰了袁世凱的底線。談政治標來就風險，何況他謀的是年夜位，但宋教仁顯然鄙棄了敵手。我讀他此前半年的若干演說稿，發明他很無邪，缺少警戒性，沒有興趣識到議會政治之外的暗中氣力。無論李年夜釗仍是宋教仁，博得了大眾掌聲或議會選舉，卻就義在敵方的槍口或絞刑架上。

不只這兩位直接介入實際政治的頂層的政治人物，倒下往的，還有大師熟習的聞一多。聞一多是詩人、有名學者，不是嚴厲意義上的政治家，可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暗害。中學語文講義里選了他的《最后一次的報告》，那不完整是現場灌音，有若干修訂，但基礎面孔在，很能表現聞一多演說的魅力，兼及政治態度、詩人氣質與修辭伎倆。

五、演說之詩性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月開端，很多黌舍器重演說練習，北年夜、清華都有本身翻譯過去的關于演說的著作。有些中等教導，尤其是師范類的，甚至把它作為主要教程。鄧穎超暮年回想，稱她在天津直隸第一男子師范黌舍的那批同窗，五四活動時很活潑，一會兒成了學潮的主要氣力，在京津遍地出頭露面。為什么會如許？由於她們黌舍有演說課的練習，底本是為未來教書做預備。

中學或年夜學里開設演說課，有助于養成公然場所措辭的才能。大師若對此話題有愛好，可以看一篇很好的文章——《措辭》，那是朱自清一九二九年寫的。朱自清說，措辭的品種良多，演說、講授、平話、會議、會談甚至法庭受審等，這些都把練習訓練措辭的能量推到了極端。而最能表現五四口語文活動的才能和能夠性的，很能夠就是這個演說。由於那些行云流水般的演說，是普通寫文章所難以企及的。以前夸人會措辭，常說“七步之才”，朱自清稱，我們就應當盡力做到這個樣子。后來他的老友葉圣陶把這個意思施展到極致，說我們尋求的不是“作文”，而是“寫話”，把我們的行動表達逼真地寫上去，如許才幹解脫各類老生常談。

實在，朱自清自己并不善於演講，比起聞一多來，更是相形見絀。所以，他在日誌里對老友聞一多的演講信服得心悅誠服，說他不只政治演說，連《楚辭》都能講得那么難聽，其實了不得！這個天賦的演說家，依照那時的報道，演說時聽眾五六千甚至兩三萬，掌聲不竭。並且，一九四六年昆明的平易近主會議，聽說最后一個退場個人空間演說的，往往是聞一多。一切見識過政治會議的人都清楚，統一個主題，越到后面越難講，因後面曾經講過了，你不克不及老重復，必需另辟門路，才幹博得掌聲。

這就說到聞一多的演說，除了他的政治態度，還有詩人的表示、思惟的文句、反動家的熱忱。當然，不克不及疏忽的，是聞一多師長教師有一副好嗓子。嗓子簡直是生成的，但對演說來說太主要了！阿誰男中音，可以在政治闡述時施展很好感化，這也是演說勝利的主要原因。

聞一多演說的照片，我找了很長時光，到今朝為止只找到兩張。一張是在《國民英烈》這本留念集里，有一幅他演說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在三聯書店一九四八年版《聞一多選集》卷首。這兩張演說照片都能考出詳細的時光、地址和講題。

別的一個值得追蹤關心的演說家是陶行知，他將演說作為最主要的傳佈思惟的手腕。陶行知一九逐一年在金陵年夜學念書時就組織愛國演說會，以后一輩子以演說著稱。這位演講了三十多年的教導家，即使說不上“首創一代文藝新風”，其演講稿也是很好的散文，值得教導史家和文學史家追蹤關心。你看陶行知的諸多演講，年夜都充滿著果斷的態度、幻想、豪情與想象力。在詳細的招生及講授中，陶行知把演說看得特殊主要，凡他領導過的先生年夜都善於言談。因在他看來，演說更不難感動人心，也更可以或許敏捷告竣目的。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月民眾文學的會商中，陶行知說了一句很有興趣思的話，他說口語文要勝利，就必需從眼睛轉為耳朵，用耳朵領導我們，耳朵聽得懂、興奮聽的，就把它寫上去。在精英與民眾這些階層闡述之外，陶行知另辟疆場，會商耳朵和眼睛各自的分工及是非，力求用耳朵來改革中國人的文章興趣。

一九四六年陶師長教師往世，《束縛日報》頒發的留念文章說，“陶師長教師的逝世，讓我們一會兒喪失了三個有首創性的巨人——政治家、教導家、文學家”。說陶行知是政治家沒有題目，說教導家更是本質當行，說他是文學家，我信任良多人不克不及懂得，因文學史上沒有他的名字。說他是文學家，不是指他作為標語詩人的成績，而是在演說中所包含的政治豪情、大眾態度、舉動才能、感性主義之外，誇大訴諸聽覺，以此來改革中國人的文章興趣。所以我才會說，作為一種聲響的政治與美學，固然陶行知沒有真正告竣目的，但思緒仍是睜開了。他給我們的啟發是，若做得好的話，演說異樣可以具有某種詩性。

最后做個小小的彌補，我這本書里，工夫下得較年夜的，還包含在國際外藏書樓及私家躲書室搜索晚清到二十世紀四十年月出書的中外演說學著作。作為一種技巧練習，這并非無關緊要。但更主要的是，借此類冊本的發行，察看一個時期的風尚變遷。至于“無邊的國是”和“有聲的文學”若何聯合，中心的九曲十八彎，甚至某些嚴重的迷掉與塌陷，今朝有所回避，沒能說深說透，是一個遺憾。

（本文依據作者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涵芬樓書店的演講速記稿收拾，刊發時經作者自己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