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識”高文家之“小”、小作家之不“小”–文史–中國找九宮格分享作家網

編者按：“我試圖‘識’高文家之‘小’，識小作家之不‘小’，從而提醒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多樣性、豐盛性和復雜性，并供給一些可以進一個步驟研討的線索，所謂以‘小’見‘年夜’是也。”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傳授陳子善如是說明本身的新著——學術漫筆集《識小錄》。該著論題豐盛，既有對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學作品的析述，亦不乏對文人情誼、簽名本、手稿、函件等外容的鉤沉訂正。爬梳故紙，探幽發微，考索精詳，還文學史以其原來臉孔，亦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研討供給了一種范本。本文內在的事務摘自書中，有刪省，題目為編者所加。

票如其人，躲書票里的故事

票如其人。一張躲書票包括這樣內在的事務，思惟、情操、尋求，令人神馳，堪可玩味

追溯中國古代作家與躲書票的關系，是件風趣的事。

最早應用躲書票的中國作家是戲劇家宋春舫。宋春舫創作話劇，也加入我的最愛中外腳本。他以法國戲劇巨匠高乃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ère）和拉辛（Racine）名前綴音節構成的褐木廬（Cormora）躲書票，開中國作家躲書票圖案中西聯合的先河。

宋春舫應用褐木廬躲書票始于20世紀20年月，但外界并不知曉。中國讀者領略從東方傳進的躲書票這種“紙上寶石”的風度，則要到20世紀30年月初。1933年12月，施蟄存主編的上海《古代》第4卷第2期頒發了散文家葉靈鳳的《躲書票之話》，這是中國作家初次會商躲書票的主要文獻，正如葉靈鳳在文末所指出的：“關于躲書票的先容，這瑜伽教室年夜約是第一篇文字。”此文分“所謂躲書票”“躲書票小史”“躲書票的制作”和“余話”四個部門，葉靈鳳誇大：“躲書票的自己，正和印章的雕刻一樣，還有著它本身的藝術上的興趣。”

同期《古代》登載了葉靈鳳供給的英、法、德、美、日列國的各類躲書票，使那時的讀者年夜開眼界。還登載了葉靈鳳本身制作的一款鳳凰躲書票，躲書票上的名字是“靈鳳躲書L.F.Yen”。他后來在《躲書票與我》（載于1962年9月13日噴鼻港《新晚報》）中如許回想：“至于我本身，確是design過一張躲書票，采用的是漢磚上的圖案，是一只鳳，我將它加工，變得更繁復一點，又采用漢碑上的一些碑陰斑紋作邊框。紅字黑花，印了幾千張。試貼了幾本書……”

但是，《古代》何故忽然頒發葉靈鳳的《躲書票之話》？答案直到82年之后才揭曉。往年作家傅彥長（1891—1961）的日誌被陸續公然，1933年8月9日日誌云：“在葉靈鳳居所，閱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傅彥永日記》收拾者張偉供給）

Ex Libris是拉丁文“躲書”之意，后成為躲書票的通用標志。這真是一段非常可貴的記錄。從中得知，那天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和傅彥長五位作家到葉靈鳳居所欣賞他加入我的最愛的列國躲書票。巴、林、杜、傅的不雅后感不得而知，至多施蟄存對躲書票發生了濃重的愛好。他必定是以向葉靈鳳約稿，4個月后，《古代》上就呈現了這篇《躲書票之話》。

施蟄存也成了躲書票喜好者，開端design本身的躲書票。今朝所能見到的施蟄存躲書票有三種：一種是“EX LIBRIS C.Z.SZE施蟄存無相庵躲書之券1945—1948”，圖案是東方罕見的紋飾與書本，古色古噴鼻；另兩種是他暮年應用的“施蟄存躲書”和“北山樓躲書”躲書票，圖案均借用美國版畫家肯特的分歧的力士與樹圖，前者又分為白色和玄色兩款，頗為別致。

還有一款曹辛之的“蛇與書與筆”躲書票也很著名，四川版畫家陳世五20世紀80年月初design。曹辛之生肖蛇，是詩人、冊本裝幀家和篆刻家。于是陳世五匠心獨運，躲書票的圖案由蛇、書、鋼筆、畫筆等構成，構圖奇妙而天然，又與票主的成分完整契合，可謂作家躲書票中的上乘之作，難怪曹辛之特殊愛好。

日前獲得一冊1978年柏林出書的德文本《蒙前人平易近神話》，內在的事務權且非論，令人驚喜的是書中粘貼了兩款躲書票。一為封二所粘，鈐有“趙瑞蕻躲書”陰文印并與夜幕下的星星和小天使構成圖案的躲書票，另一為前環襯所粘，鈐有“趙瑞蕻躲書印”陽文印并與翱翔的海鷗、在海邊歌頌的詩人和票主正面像構成圖案的躲書票。本來這是詩人、翻譯家趙瑞蕻的躲書票。以前只見過后者，沒想到票主會在統一本書上應用兩款中西聯合而又內在的事務懸殊的躲書票，仍是出書家范用說得好：“票如其人。一張躲書票包括這樣內在的事務，思惟、情操、尋求，令人神馳，堪可玩味。”

初見魯迅，巴金印象深入

肥大的身體，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孔更和氣，更慈愛

魯迅與巴金，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無足輕重的兩位大師，20世紀30年月同時馳騁海上新文壇，他們見過面嗎？如見過，又見了幾回？這是個風趣和值得探討的題目。

魯迅日誌明白記錄巴金只要五次，即1934年10月6日、1935年9月25日、1936年2月4日和8日及4月26日，其實不算多。並且，這五次記錄中，后四次都是巴金托黃源轉贈著譯或寄送稿件，兩人會晤僅1934年10月6日這一次，該日魯迅日誌云：“夜公餞巴金于南京路飯館，與保宗同往，全席八人。”

這是巴金名字初次呈現在魯迅日誌中。此次見到魯迅，巴金的印象特殊深入。1956年10月，為留念魯迅去世20周年，巴金頒發了《魯迅師長教師就是如許的一小我》，此中兩處寫到與魯迅的會晤：

“我第一次看見魯迅師長教師是在文學社的宴會上，那天到的主人未幾，除魯迅師長教師外，還有茅盾師長教師、葉圣陶師長教師幾位。茅盾師長教師我以前也沒有見過，我正在和他講話，飯店的白布門簾一動，魯迅師長教師出去了：肥大的身體，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孔更和氣，更慈個人空間愛。此日他說話最多，並且談得很親熱、很天然，一點也不啰唆，並且句子短，又很有幽默……”

“一九三四年我往japan(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學社的幾個伴侶給我餞行，在南京飯館訂了一個房間，菜是由餐廳奉上來的。魯迅師長教師那天也來了。他似乎很興奮。”

從巴金的回想可知，1934年10月6日此次聚宴是文學社為巴金行將赴日餞行，也就是魯迅日誌中所謂的“公餞”。文學社出書《文學》月刊，那時現實主編是傅東華，編纂黃源。所以，餐與加入聚宴的“八人”，文學社同人魯迅、茅盾（保宗）、葉圣陶和傅東華、黃源，加上巴金，這六位完整可以確定。另兩位恐已難以覆按了。

除此之外，巴金回想還與魯迅見過數次面，每次都非簡略應付。第一面是：“第二年秋天我從japan(日本)回來，有一天黃源同道為了‘譯文叢書’的工作在‘南京飯館’宴客，魯迅師長教師和許景宋夫人都來了。他瘦了些，可是精力很好。他由於‘譯文叢書’和他翻譯的《逝世魂靈》第一部就要在文明生涯出書社發行覺得興奮……阿誰時辰我正打算編纂‘文學叢刊’第一集，我對他說：‘周師長教師，編一個集子給我吧。’他想了想就頷首承諾了……這就是他的最后一個小說集子：汗青短篇集《故事聚會場地新編》。”

“第二年秋天”是1935年秋。查魯迅193舞蹈場地5年9月15日日誌，公然有“河清邀在南京飯館夜飯，晚與廣平攜海嬰往，同席共十人”的記錄，時光上完整吻合。此次聚宴非常主要。那時黃源（河清）協助魯迅編纂“譯文叢書”，而巴金和吳朗西一起配合，方才開辦了文明生涯出書社，打算出書“文學叢刊”。恰是在此次晚宴上，巴金獲得了魯迅的全力支撐，魯迅決議把“譯文叢書”和本身的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聚會場地編》均交給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故事新編》列為“文學叢刊”第一集第二種。而餐與加入此次聚宴的“十人”，黃源在《魯迅書簡追想》（1980年1月浙江國民出書社版）中也已有具體的回想：“玄月十五日薄暮，我先到魯迅師長教師家里，同魯迅師長教師、許師長教師、海嬰一路到南京飯館夜飯，同席共十人。即譯文社四人：魯迅、茅盾、黎烈文和我。文明生涯出書社兩人：巴金、吳朗西。還有四位主人：除許師長教師和海嬰外，魯迅師長教師邀了胡風，因有話和他談；我邀了傅東華，他是《文學》主編，我和他在一路任務，此次是我以譯文社名義做東，也請了他。”

巴金在《魯迅師長教師就是如許的一小我》中還回想，在1935年9月15日黃源宴請席上與魯迅會晤之后，又有一次會晤：“幾個月后，我在一個宴會上又向魯迅師長教師要稿，我說我盼望‘文學叢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直地承諾了。過了些時辰他就托黃源同道帶了口信來，告知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記》。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陸續寫了些文章。傳聞他把《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涯》《逝世》《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路，曾經在作編《夜記》的預備了，可是病和忽然的逝世打斷了他的任務。他在十月十七日下戰書還往拜訪過japan(日本)同道鹿地亙，十九日凌晨就在居所內去世了。收在‘文學叢刊’第四集中的《夜記》仍是許景宋師長教師在魯迅師長教師去世以后替他編成的一個集子。”

此次會晤的詳細時光可否覆按出來？謎底也是確定的。“幾個月后”，固然可以三四個月，也可以五六個月，但查魯迅日誌1936年2月9日有“晚河清邀飯于宴賓樓，同席九人”的記錄。更主要的是，黃源也留下了回想，明白告知我們，這晚是“約請譯文社同人和其他友人在宴賓樓夜飯，配合約定《譯文》停刊事”，同席的“九人”是“魯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吳朗西、黃源、胡風、蕭軍、蕭紅”（《魯迅書簡追想》）。巴金的名字正好在內，這當然不會是偶合。后來頒發的巴金1976年3月25日致王仰晨的信中也說起此次會晤（《巴金書簡——致王仰晨》，1997年12月文匯出書社版）。是以，此次會晤時光是1936年2月9日應可斷定。

恰是在此次會晤時，巴金又有了新收獲，魯迅承諾為“文學叢刊”供給第二本書稿《夜記》，書名魯迅自定，書中將支出《半夏小集》等四篇散文也是魯迅本身選定。惋惜他3月2日往溧陽路躲書室檢書時受冷患病，以后病情時好時壞，直至10月19日往世。

《夜記》成了魯迅生前擬編而終極未能編成的一本書。后來于1937年4月由上海文明生涯出書社出書的《夜記》是許廣平在魯迅去世后代為編纂的，她在《夜記》編后記中有明白的交接。

以為魯迅只見過巴金一面就錯了

魯迅與巴金會晤應當不止這五次，但這五次是確實無誤的，並且均非通俗的應付，都具有本質性內在的事務，甚至影響到古代文學史的書寫

除了上述三次，依據現有史料，魯迅與巴金至多還有兩次會晤。一次是1934年10月30日，當日魯迅日誌云：“吳朗西邀飲于梁園，晚與仲方同往，合席十人。”此次宴席應當是吳朗西為巴金赴日餞行，魯迅與茅盾（仲方）那時都是吳朗西編纂《漫畫生涯》雜志的約稿對象，所以都受邀餐與加入。唐金海、張曉云主編《巴金年譜》（1989年10月四川文藝出書社版）已有記錄。另一次則是1936年5月3日，當日魯迅日誌云：“譯文社邀夜飯于東興樓，夜往，集者約三十人。”這是譯文社為《譯文》停刊而舉辦的上海文學界同仁宴會，範圍較年夜。巴金自己在1976年3月24日致王仰晨信中確認了此次會晤（拜見《巴金書簡——致王仰晨》）。唐、張編《巴金年譜》也記錄，巴金在此次宴席上把剛到上海不久的《至公報·文藝》主編蕭乾先容給魯迅。這大要也是魯迅與巴金的最后一次會晤。

魯迅與巴金會晤應當不止這五次，但這五次是確實無誤的，並且均非通俗的應付，都具有本質性內在的事務，甚至影響到古代文學史的書寫，如魯迅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的出生恰是由于巴金的約稿，如魯迅的最后一部散文集《夜記》原來應當是他本身編定的，如《譯文》雜志的停刊巴金也是介入者之一等，由此也可見魯迅對巴金的觀賞和信賴。魯迅后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同一陣線題目》一文中稱“巴金是一個有熱忱的有提高思惟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也就更可以懂得了。假如我們只依據魯迅日誌的明白記錄，以為魯迅只見過巴金一面，那就年夜錯特錯了。